闽南在古代是“七闽”之一区，是闽越族的居留地。自秦汉至南北朝（约在纪元前246年至公元588年）间，中原人士陆续南迁，进居今日福建地，于是汉越两族就交错地处于一地了。这里有和洽相处的一面，又有矛盾与冲突的一面。中枢政权为此派军戍守边区，预防发生战乱，保持边陲安定。史籍载自六朝至隋唐初，在闽南九龙江（指北溪）沿岸，就有来自中原的戍兵驻守于此，他们曾经插柳为营，阻江据守，故又名柳营江，可为明证。
    在唐初，尚未建置漳州之前，这地区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呢?据第一任的漳州刺史陈元光笔下所记：“兹镇地极七闽，境连百粤”，“背山面海，旧为蛇豕之区”。原是地广人稀，犀象出没的地方。这里居住些被称为“蛮獠”的少数民族，他们“椎髻卉裳”，以“蒐狩为生”，虽然也会兼种黍稷，但不懂牛耕，“可耕乃火田之馀”，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。
    然而，陈元光将军又赞扬此间物产丰富，“南薰阜物华”，“野味散芬芳，海殽参茂密”。是啊，这里有四时不彫的花卉，一年两熟的地利，盛产荔枝、龙眼、柑、柚、香蕉等水果，以及甲香、鲛革等珍贵特产。虽则居住这里的“蛮獠”少数民族的生产力落后于中原，但他们能就其天时地利，培植本地的特产，以维持生活。这也使后来的中原移民乐意在此屯戍，垦殖沃土，辟为稻田蔗圃，从而安居乐业，繁衍子息，终于落籍不归了。
    当初陈元光父子统兵入闽时，是怎样对待这里的少数民族呢?
    总章二年，陈政奉高宗旨意入闽平“叛”，由于众寡不敌，退保九龙山，奏请益兵，唐王朝又命陈政的两兄陈敏、陈敷率领五十八姓军校来增援。但是，不幸的是，陈敏、陈敷相继病死在浙江江山。幸亏母亲魏太夫人英明多智，代领其众继续前进，终于与陈政会师了。当时，当地的少数民族跟唐军展开游击战，出没无常，陈政只得凭借九龙江天险，插柳为营，建堡设屯。驻地正处溪海交流之处，两山夹峙，波涛激涌，两军隔江相持。援军到后，陈政采纳军谘祭酒丁儒的妙计，暗中调兵沿溪而北，就上流江水平缓的地方，结筏渡江，从小路绕到背后袭击对方，这才进军到现在的云霄县境界，梁山底下火田村。一路上一边交战，一边招抚，实行两手政策，妥善安置甘心归附的“洞蛮”，使他们定居一处，称其地为“唐化里”。仪凤三年（677）陈政卒，子元光代领唐军。他和他的谋士们——许天正、丁儒、李伯瑶、沈世纪、马仁等，认真总结了十年来征伐、安抚政策的得失，深深体会到处理民族间的矛盾“兵革徙威于外，礼让乃格其心”。假如一味地以兵刃相向，势必“诛之则不可胜诛，徙之则难以屡徙”，讨伐愈频繁，反叛愈炽烈，“元凶既诛，馀凶复起，法随出而奸随生，功愈劳而效愈寡”，照这样下去“抚绥未易”，“治理诚难”。其根本原因，在于唐政府不把此地归入“职方”，不把此地的少数民族编入版籍，看作是国家的子民，而把他们当作“化外之人”，不授与土田，不施以教育，使他们难以安定地生活下去，一有点骚乱,便要将他们赶尽杀绝。这种政策当然无法使少数民族诚心归附。因此，陈元光就于垂拱二年上疏请建漳州，表中陈述“救时之急务”，就是“建治所而注颁官吏”，兴庠序而施教化，实行“畿荒一德”,也就是说对待少数民族如同对待汉族人民一样，“一视同仁”，这是唐王朝在治边政策上的一次大变革。从此，“胡越百家,愈无罅隙”，使中原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和睦相处，共同开发闽南。
    事实上,陈元光也是根据这一宗旨施政的。“土黎归附”后，就编入版籍，家有户籍,政府计丁口，授与土田，不再算作“蛮族”而加以歧视了。最初几年减免他们的徭役租税以减轻其负担，同时招集流亡，又抑制地方豪强对他们的迫害，从而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，保全了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利。这种“胡越百家”好合的政策，几代延续下去。陈元光逝世后，由他的儿子珦接任刺史。陈元光有《示子珦》诗云：“日阅书开士，星言驾劝农。”告诫儿子要：兴学校注重教化，抓农业奖励生产。陈珦死后，殳伯梁这贪官接任刺史，他终于遭到全体吏民的强烈反对而被免职了。接任的是珦的儿子陈酆，百姓夹道欢呼：“陈将军孙子来矣!”陈酆死后，又由其子陈谟继任。陈氏父子祖孙连续在漳州任职，达百五十年之久，这种特殊现象，正说明了陈元光的民族和睦政策的深入人心，影响之深远了。
    由是，实现了“畿荒一德”，闽南成为各族人民和平共处，安居乐业的净土，“边徼宁弭”，“遂扼闽粤之吭，开千百世衣冠文物”，成为“八闽”名邦之一。“士黎”安居了,“俚歌声靡曼”，官吏作诗曰:“村黎爱慕臣”，中州军校也觉得“土音听渐惯，民俗始知淳”。两族和睦相处，“相访朝和夕，浑忘越与秦”。唐朝驻军则“三军歌按堵”， 且“修文休众士”，从而收兵放马，致力开发生产，这不是达到“胡越百家，愈无罅隙”的境界，完全实现了陈元光的宿愿了吗?

（叶国庆）